第1章 1、上部之香港大營救與諜報工作
1941年12月8日，日寇進攻香港；25日，英軍投降，香港淪陷。
【1】
日寇進攻當日，延安發出搶救滯港人士的最高指示，直接領命的是：時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中社部華南情報局局長潘漢年、**交通局駐港澳辦事處處長劉少文。
其中，廖承志系辛亥革命元勳廖仲愷、何香凝之子，1928年加入中國**；1949年前長期在國統區工作，曾七次被逮捕；1949年後長期擔任海外**工作的負責人。
至於潘漢年，其經歷頗爲傳奇乃至詭譎——由此，也能反射出同爲諜報工作的大不同，乃至有“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之別，有些諜報人員甚至會“公開”在刀尖上漫舞。
爲了更容易理解本書主角的工作性質與分工，以下對諜報工作做簡單的分類與歸納：
“隱蔽戰線”是形象化的概稱，其機構名稱隨着時期、任務等的變化而改稱，甚至有對內、對外之別。
只說最具代表性的幾個：最早期，機構名稱爲**特別行動科（**特科）；紅軍時期爲國家政治保衛局，以及針對國軍的破壞工作部或敵軍工作部（敵工部）；在長征勝利後，改稱抗日統一戰線部；在抗戰及解放戰爭期間，設立了統管情報、保衛工作的**社會部（中社部），以及先針對日僞軍、後針對國軍的敵工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社部分解爲軍委情報部、**；上世紀90年代初，在合併了公安的部分職能部門後，設立**部。
在隱蔽戰線上，素有“龍潭三傑”之稱，即錢壯飛、李克農、胡底；另有“後三傑”之說，即熊向暉、陳忠經和申健。其中，未見潘漢年。
先說“龍潭三傑”，系最早期的情報人員，當時隸屬負責政治保衛工作的**特科情報科，三人均打入國民**黨部黨務調查科（中統）。其主要功績之一是在顧順章叛變的危難之際，有效且成功地保衛了**。
再說“後三傑”，奉命打入胡宗南部，應屬於敵工部的範疇，前期主要蒐集軍事情報，後期側重瓦解策反。其主要功績之一是在保衛延安的行動中，提供有價值的軍事情報而立下汗馬功勞。
可見，不論基於政治保衛工作的“龍潭三傑”，還是基於軍事情報工作的“後三傑”，他們的“危難之處顯身手”堪稱體現於諜報工作的最核心及高端，且是立竿見影，或有據可循。
相比而言，潘漢年並非諜報出身，早期做的是“文化統一戰線工作”，直接推動了左翼文化的發展，包括左聯等團體的建立；1926年，任北伐軍政治部宣傳科長；1931年，在顧順章叛變後，接任**特科負責人之職，此時他已轉移到蘇區，公開身份是**教育人民委員**員會委員，此後負責與十九路軍洽談合作反蔣，當時的公開身份是蘇區中宣部副部長，以及與粵軍洽談爲紅軍長征讓路，當時的公開身份是贛南**宣傳部長。
值得一提的是，潘漢年與“龍潭三傑”一同踏上長征路——錢壯飛在途中犧牲（有說失蹤）；胡底在途中遭**殺害；李克農在長征後，則長期在後方的最高情報機關工作；
潘漢年長征至遵義，奉命孤身趕赴上海，以期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繫，並重建遭受破壞的白區地下工作。作者在鐵血網連載的另一部反映紅軍長征全貌的《血路收容隊》中，曾提及此事。
在西安事變之前，潘漢年奉命與國民政府高層洽談合作抗日事宜；在抗戰爆發後，任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上海淪陷後，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長；1939年，奉命重返地下工作，並周旋於重慶蔣政權與南京日僞之間，甚至面見汪精衛。
顯而易見，潘漢年至少無法隱瞞其經歷中的上述公開身份，卻能在刀尖上長袖善舞，其中必有在歷史大背景下的個人獨到之處。
新中國成立後，潘漢年因曾面見汪精衛等事被指**，後查明當時經過請示，並有廖承志的提議、李克農的力證而得以**。
總之，諜報工作並非僅是臥底那樣簡單，也並非要隱忍長期隱姓埋名那樣單純，而是往往會直接面對誤解乃至誤殺，即無怨無悔的精髓所在。
【2】
回到香港大營救。
除了隱祕戰線，當時執行武裝護送任務的是東江縱隊。
至於被後世重點提及的港九大隊，成立於大營救期間的1942年2月，並隸屬於東江縱隊。
撤離路線主要有兩條：
其一爲水路，從香港經長洲島偷渡到澳門或廣州灣，再分別從廣東境內到達桂林；
其二爲陸路，從香港偷渡到九龍，再分別經荃灣、青山、元朗或經沙田、大埔、粉嶺進入寶安，後經惠州、老隆到韶關，最後到達桂林或上海、蘇北。
【3】
在百餘天裏，隱蔽戰線及游擊隊營救出800餘名各界人士。
其中有**人士、文化學者及地下黨員等，如：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沈志遠、章伯鈞、彭澤民、張友漁、胡繩、範長江、劉清揚、梁漱溟、千家駒、胡風、金山、蔡楚生、王瑩、司徒慧敏、端木蕻良、沙千里、金仲華、廖沫沙、黎澍、黃藥眠、高士其、袁水拍、宋之的、於伶、葉淺予、丁聰、羊棗、戈寶權、薩空了、胡蝶、張唯一、惲逸羣、陳曼雲等。
另有國民黨軍政官員及家屬，如國民黨駐香港代表陳策少將、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餘漢謀夫人上官賢德等。
還有近百名國際友人和英軍官兵，如英軍賴特上校、京中校等，並促成抗戰後期與美英盟軍的情報合作。
總之，在大營救的過程中，無一身亡，無一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