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中央決策
●鄧小平同志說：“我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
●鄧小平說了一句幽默的話：“外行管內行，我這個外行管你們這些內行。”
●裴麗生指出：“科技普及，有需要代價的方式，也有不要代價的方式，不能事事伸手要錢。除技術承包外，其它方式也不可忽視。”
● 中央決策
共和國故事·科學春天
政治局決定召開科學大會
1977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北京召開。
當時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在會上提出，要考慮開一個全國科學大會，把科學工作者的勁鼓起來。
在這次會上，中國科學院的方毅、李昌和武衡作了關於如何恢復和開展科學技術工作的彙報。
會議最後作出決定，在1977年冬季或1978年一二月份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由中國科學院和國防科委負責籌備。
有關全國科學大會的安排，基本上是按鄧小平關於整頓科技工作的設想展開的。
知識分子問題、科技發展問題一直是建國後中央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
早在1975年，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期間，擬從整頓科學院入手，恢復科研工作秩序。鄧小平明確地提出要建設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他說：
把科學研究搞上去。
1975年7月22日，胡耀邦受命來到科學院。在這段時間裏，胡耀邦雷厲風行地進行了撥亂反正，給科技界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胡耀邦在科學院時說：
我們一定要把科學搞上去，政治和政治工作是不一樣的，政治是掛帥的，政治工作是爲中心工作服務的，政治工作如果不能推動科學的發展，就是失敗的。如果破壞了科學工作的發展，那就是反動的政治工作。
胡耀邦主持制定了科學院《彙報提綱》，提出了一系列將科學工作引入正軌的措施。
1975年10月25日，科學院召開“紀念長征勝利四十週年”大會。
胡耀邦在會上深情地說：
搞四個現代化，科學是中間的一個。三大革命運動，科學有三分之一，科學極其重要，四個現代化沒有科學現代化，就不會有其他的三化。所以，我們要做奮鬥。
胡耀邦說，他們在延安的時候，就點個小油燈，在燈下看書學習，現在是甚麼條件，雖然還是很困難，但還是有電燈啊，要抓緊時間。最後這25年的時間，就是發誓也要把中國的科學技術搞上去！
胡耀邦建議到2000年，再到這裏開個大會，來慶祝我們這個“新長征”的勝利。
胡耀邦最後說：
我今年是60歲，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個時候，那個時候應該是年輕人上來講話了，不是我們這些人上來講話了，如果我能掙掙扎扎活到那個時候，我就讓我的小孫子用手推車把我推到臺前邊坐着，我抽支菸，看你們在臺上講演，慶祝這個長征的勝利，我也分享這個快樂。
聽了胡耀邦的講話，臺下成千的科學家們都流眼淚了。
胡耀邦爲振興科學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礎，也可以說這是全國科學大會的前奏。
1977年5月，鄧小平對當時的主要問題作了思考。他用“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一觀點，對中國的道路到底如何走的問題作了回答。他認爲要從科學技術着手，多次談話強調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1977年5月12日，鄧小平約方毅和李昌談話。
5月24日，鄧小平又和王震、鄧力羣、于光遠談話。
這兩次談話的內容基本上是一樣的，都強調了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發展科技必須抓教育，一定要在黨內造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空氣。
鄧小平認爲，中國要走現代化建設之路，要改革，就必須尋找突破口，這個突破口就是科學技術。
當時，鄧小平與諾貝爾獎獲得者、美籍華人丁肇中教授談話時，他說，要搞建設，沒有人才、沒有科學知識怎麼搞。
1977年6月2日，方毅召集中國科學院、國防科委、國防科工辦、國家計委、教育部、石化部、衛生部、農林部、一機部等單位負責人，討論成立有關單位負責人蔘加的全國科學大會籌備工作領導小組，落實有關籌備工作。
6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由方毅任組長，包括李昌、武衡、張愛萍、李耀文、方強、姚依林、劉西堯等16人組成的籌備工作領導小組。
領導小組下設6個工作組。領導小組組長後來改爲鄒家華。
其中，祕書組負責籌備工作辦公室的日常行政事務，併爲科學大會的會務工作作準備，文件起草和簡報組負責起草通知和編髮工作簡報；評選組負責評選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要表彰和獎勵的科技工作先進單位、先進人物以及重要科技成果；宣傳組負責大會的宣傳報道；展覽組負責籌辦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成果展覽會。
1977年7月1日，教育部發出通知，要求教育戰線做好科學大會籌備工作。
隨着籌備工作的全面展開，全國上下迅速形成大辦科學的熱潮。
國務院各部委和許多省市都是第一書記親自抓，省市委、部委專門討論科技工作，並召開一萬、幾萬、幾十萬，甚至一二百萬人的動員大會和廣播大會，發動廣大羣衆迎接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
中央決策的力量是巨大的，全國人民和廣大科學工作者一起，開始企盼科學春天的到來。
鄧小平主持科教坐談會
1977年8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全國科教工作座談會開始召開。
這次座談會是由鄧小平提議召開的，他還親自主持了這次座談會。
被邀請到會的中國科學院系統的科學家是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的王大珩、數學所的吳文俊、聲學所的馬大猷、化學所的錢人元、物理所的郝柏林、生物物理所的鄒承魯、地理所的黃秉維、大氣所的葉篤正、半導體所的王守武、上海硅酸鹽所的嚴東生、地質所的張文佑、上海有機所的汪猷、計算技術所的許空時和高慶獅。
其他的與會者主要來自高等院校、中國農林科學院和中國醫學科學院。
這個名單體現了鄧小平所期待的科學家隊伍的老中青，特別是中青年的構成。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會議組織者對來京的科學家和教授的生活起居做了周到的安排，特地派專車接送已經70多歲的蘇步青教授、楊石先教授和金善寶教授。
８月４日，明亮的陽光透過高大的玻璃窗，照進人民大會堂臺灣廳，兩排紅絲絨沙發上坐着來自全國各地的33位著名科學家、教育家和教授。
在當時，大家坐得很隨便，鄧小平採取了同科學家和教授們聊天的方式。他一坐下，便操着濃重的四川口音，親切地對大家說：
這次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主要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向大家學習。外行管內行，總得要學纔行。我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這兩條戰線怎麼搞，請大家發表意見。
說到這裏，鄧小平指指方毅說，這個工作“方毅同我一起抓”，“說他幫我或者我撐他的腰都可以。我說些空話，放點空炮，助點威風”。
接着，他宣佈，這個座談會請方毅主持。
鄧小平說，整個座談會他不可能都到，自己有時間就到，沒有時間就到不了，座談紀要是肯定會看的。但最後的結果是，與會的科學家和教授們都欣喜地發現，實際五天的會議，鄧小平從頭到尾，一次不落地出席了全部議程。
鄧小平先燃起一支菸，用力吸了一口，親切地與在座的專家學者們打招呼。他語調平穩地說，到會的科學家中，他“只有少數人認識，說過話的一個也沒有。看來是多數在四五十歲，比我歲數大的只有兩三位，我看有希望。”
然後，他介紹了召開這個座談會的目的，他說：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鄧小平說，自己有一個想法，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從科學教育着手，所以中央、國務院討論分工時，我自告奮勇管科學和教育。”
鄧小平說了一句幽默的話：“外行管內行，我這個外行管你們這些內行。”與會的科學家和教授們暢快地笑出了聲，因爲共同經歷了風風雨雨，他們本來就對這位個子不高的老領導懷有特殊的好感，會場氣氛頓時活躍起來。
鄧小平做了這樣一個開場白之後，方毅開始主持會議。
8月6日下午，武漢大學副教授查全性發言。他說應該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廢除高校招生“自願報名，羣衆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辦法，恢復高考制度。這一建議獲得其他與會者的強烈共鳴。
其實，在這次座談會召開前夕，1977年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會已經開過，但是，招生辦法依舊採用原來的辦法。招生文件，也在8月4日送到鄧小平手中，但1977年還是按照老辦法招生，當時幾乎已成定局。
鄧小平聽完大家的發言，轉身問教育部部長劉西堯說：“今年高考招生還來不來得及改？”
劉西堯說：“要是推遲招生日期，那還來得及。”
鄧小平當即表示：“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把原來寫的招生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重寫。”
這樣，恢復高考的決策定下來了。
高考制度的恢復，影響了全國無數青年和整個教育界，也徹底改變了中國知識界的面貌。
在場的科學家沒想到，自己大膽建議獻策，如提高教學質量、改革招生制度，恢復高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恢復知識分子名譽；保證六分之五的時間搞科研，改變用非所學等建議，均得到了鄧小平的當場拍板。
會議期間，鄧小平還親自詢問著名生物學家童第周的情況，專門邀請他來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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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上午，在這個座談會結束時，鄧小平作出重要講話，對科學、教育問題作出了系統論述。他提出，無論是從事科研工作的還是從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勞動者。
他特別強調，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因爲它同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有關。知識分子問題不僅是科學界、教育界的問題，而且是整個國家的重大政策問題。
《科學院彙報提綱》的執筆人，這次科教座談會紀錄的整理者吳明瑜後來回憶說：
人們談起這次座談會多強調其在恢復高考中所起的作用。其實，會議的內容和意義遠不止於此。
讓許多與會者感到最溫暖的，永遠津津樂道是鄧小平同志在會議上的當場拍板。
這個七嘴八舌的“情況收集會”，成爲半年之後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思想的藍本。
原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評價這次座談會時，他說：
如果說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預示着科技春天的到來，那麼這次會議就是春天前的驚雷。
科教座談會是全國科學大會召開之前最重要的會議之一，它爲全國科學大會的勝利召開，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鄧小平同志通過這次座談會，讓科學家們瞭解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科技發展的最新決策。
裴麗生推動科協的恢復
1977年12月，在北方重要城市的天津，中國金屬學會等5個學會的學術討論會相繼召開。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裴麗生親自參與組織這幾個學術討論會。
中國科協是羣衆團體，是“科技工作者之家”。它的恢復，有助於整個科學界的恢復，有助於全國科學大會的勝利召開。從此，中國科技羣衆團體的歷史掀開了新的篇章。
在中共中央的領導關懷下，經過裴麗生等人的不斷努力，在半年多的時間內，150位科協的委員終於都有了下落。
那些還健在的科學家，在各省市、各部門黨委領導的支持下，分別被落實了政策，恢復了工作或黨籍。這些委員們感謝黨，感謝科協，也感謝裴麗生同志爲重建科協做了一件很得人心的工作。
科學家找到以後，當務之急是如何把科協的學術活動辦起來。科學家終生從事的是探索未知的科學大業。如果能夠抓住學術活動這根鏈條，就把科協的組織恢復、政策落實等項工作帶動起來了。
出於這個原因，裴麗生在把科協成員請回來以後，就以極大的精力投入到全國性學會的學術活動中去。
這幾次學術討論會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恢復後的第一個重大舉動，是在科技工作者中影響巨大的一次盛會。當時，只要是接到通知的科學家，全部都到會了。
這些科學家們見面之後，激動得擁抱握手。大家坐在一起，彷彿有說不完的話。那種含着笑、流着淚的動人情景，用言辭是無法形容的。科學家們感謝科協做了一件好事，會議的學術探討氣氛也極好。
裴麗生對長期持有不同學術觀點的老專家做了細緻的工作，使持不同學術見解的專家們能夠友好相處。
在天津五學會活動的帶動下，到1977年底，中國科協所屬全國性學會，有23個已經相繼恢復了正常的學術活動。
裴麗生主持召開了全國科協系統的北戴河會議，並在爲這次會議所作的總結中，推倒了把科協當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團體的錯誤定性和不確切定性，第一次系統明確地指出：
科協是科技工作者的羣衆團體，是黨領導下的人民團體之一，它是黨團結和聯繫科技工作者的紐帶，是黨領導科學技術工作的助手。
這一表述在中央1979年97號文件中得到確認。
1978年1月，裴麗生與有關領導商量後，召開了各個學會的理事長會議，各學會理事長全部參加了這次會議。從此全國性學會的學術活動全面恢復了。
會議結束時，由新華社發表了各學會及理事長的名單，在當時，這表明落實政策。
1978年，裴麗生在普遍促進全國性學會恢復的工作中，重點抓了5個大的學術討論會。
1978年，中央批准召開中國科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裴麗生主持下，科協起草了向中央作的《關於召開中國科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將全國各地科協最關心的幾個問題都寫了進去。
中共中央在該報告的批覆中，肯定了科協黨組的意見，並指出：
科學技術協會是科學技術工作者的羣衆團體，是黨領導下的人民團體之一。它是黨團結和聯繫科技工作者的紐帶，是黨領導科學技術工作的助手。
中央第一次就科協的性質、地位、作用作了明確的界定。
1978年，中國航空學會發起舉辦航空夏令營活動，因有關部門資金困難無力進行，裴麗生知道後，立即給國務院寫報告，獲得批准。又從空軍和國家體委取得支持，成功舉辦了活動。
此後，科協又取得了航海、煤炭、地質等部門配合，開展了此類專題的夏令營活動。
促進青少年學科學、愛科學，始終是科協業務中富有活力的部分。裴麗生爲青少年科技活動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一位中央領導同志見到裴麗生，大力稱讚科協發起青少年與科學家見面活動搞得好，指出它對轉變社會風氣，促進青少年學科學起了很大作用。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及率先開展學術活動的學會帶動下，1979年以後的學術活動更呈雨後春筍、蓬勃興起之勢，而且對國家經濟建設提出了許多首創性的見解與倡議，受到有關領導部門的重視和採納。
1979年，中國科協的許多重要學術活動都是緊密圍繞四化建設開展的。
在東北地區農業現代化學術討論會、中國水利學會南水北調工程規劃學術討論會等活動中，都提出了許多重要建議。
上海市科協組織專家對寶山鋼鐵廠原料堆場的地基問題也提出了重要建議。這些建議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成爲當代中國科技諮詢事業的發端。裴麗生對此反映敏感，及時抓住不放。
在裴麗生的積極提倡下，中國科協及一些學會和一些省市科協都把科技諮詢服務作爲重要任務來抓，特別是以華羅庚教授爲首的多學科專家，對安徽省皖西自然資源和兩淮煤炭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舉行了綜合考察，提出了全面系統的開發建議。
中國科協把這次考察活動專題報告了國務院。國務院領導同志肯定了科技諮詢服務工作的重要性，認爲它是科技部門走向社會化的一種形式。
1980年9月，中國科協成立了科技諮詢服務部。當時，科技諮詢的開展遇到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科協能不能以經濟辦法來開展工作，如何收費？對參與諮詢工作的科技人員是否給予適當報酬？在中國科協內，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另一個問題是，科協是個羣衆團體，不像科研院所大專院校那樣，擁有大量科技人員和必要設備，如何開展工作？
裴麗生用一年多的實踐經驗回答了這兩個問題。裴麗生指出：
科協系統開展科技諮詢工作，除依靠少量的專職工作人員外，主要依靠它所屬的全國性學會和省市學會等，通過多種形式發揮各單位科技人員的潛在力量。
裴麗生同時認爲，科技諮詢的着眼點是服務，收取一定的諮詢費用是應該的。這不僅有利於諮詢服務工作的開展，也符合社會主義按勞取酬的原則。
經過與財政部協商，科協與財政部共同制訂了《科協系統及所屬學術團體科技諮詢服務收費的暫行規定》。
1980年3月15日，中國科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親自出席了會議。
鄧小平接見了出席中國科協二大的全體代表，會議期間鄧小平同志還親切會見了新當選的科協主席周培源。
這次會議對科協領導機構進行選舉，裴麗生堅持了民主辦會的原則，反對行政指令。裴麗生認真執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的指示，在人選問題上，不定條條框框，實行差額選舉。
選舉前，他廣泛地與科學家溝通思想，做耐心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主席、副主席候選人名單都是在大會過程中產生的，科協沒有事先擬定名單。
雖然當時工作緊張些，但選出的新領導成員，代表們基本滿意，中央也基本滿意。
裴麗生還建議在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候選人名單中增加沈其益、陶亨鹹、王壽仁3位科學家書記。此議獲得中央批准與二屆全體委員的一致贊同。
在這次大會上，裴麗生以最高票數當選爲中國科協第一副主席。
科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科技團體發展史上一次撥亂反正、繼往開來的大會，是繼全國科學大會後中國科技界的又一次盛會。
爲全面恢復學術活動，並提高學會地位，由裴麗生提議，1981年春節期間在人民大會堂安排了中國科協所屬的各全國性學會的學術會議。此舉大大提高了科技工作者辦好學會的積極性和榮譽感。
1981年4月，裴麗生積極促成召開了中國科協學術期刊編輯工作經驗交流會。爲了加強學術期刊的出版工作，他曾主張創辦一個學術期刊出版社。
學會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出版學術期刊。學術期刊是科學研究成果的載體，是取得發明發現世界首創權的主要憑證，是科學家一生嘔心瀝血的記錄。
從1980年年底開始，裴麗生又下大力氣抓縣科協、廠礦科協、公社科普協會、農村專業技術研究會和農業技術承包的工作。
裴麗生認爲沒有縣科協，省科協的工作無法落實；沒有鄉鎮科普協會，縣科協就沒有廣泛的基礎。而且認爲在中國這個特定歷史條件下搞科協工作，不能走西方只搞若干個學會的路子。
1981年12月，中國科協召開了公社科協和農業（包括多種經營）技術承包經驗交流會議。在會上，裴麗生作了《大力開展羣衆化社會化的科普活動，把科學技術及時送到八億農民手裏》的報告。
裴麗生首先分析了技術承包產生的時代背景，總結了技術承包的內容、形式、科協系統組織此項活動的方式，以及技術承包的作用和效果，並抓住了此中的要害，即技術要不要商品化問題。
裴麗生指出：
在我國現時條件下，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與城市進行經濟聯繫的形式。過去那種“國家拿錢，農民種田”，沒有經濟技術責任制的方式，是農民難以接受的。
科技普及，有需要代價的方式，也有不要代價的方式，不能事事伸手要錢。除技術承包外，其它方式也不可忽視。
在這個報告中，他還闡述了科協如何幫助農民發展多種經營，增加經濟收入；加快建設羣衆化的科學技術普及網，大力支持農民組織的各種專業技術研究會；重視農村集鎮的地位和發揮農村專業戶、科技戶的作用；既重視組織科技人員的專業隊伍，也大力組織農村的土專家、田秀才隊伍等。
1982年，農民自發成立起各種各樣的專業技術研究會，出現了“冬瓜大王”“番茄大王”等一大批“土專家”“種田秀才”。
裴麗生對農村出現的這些新事物非常興奮，他認爲，這是農村改革合乎邏輯的發展，我們應該雙手歡迎。比如，中國科協和四川科協抓住四川省新津縣農業技術員邱維華技術承包這個新生事物，通過推廣，技術承包便在科協系統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
到1983年，全國70％以上的縣恢復建立了科協組織。裴麗生還多次請求國家在財力和物力上予以支持。在中央有關部門的關心下，由麪包車改裝成的“科普車”，被分發到部分縣市科協，這些備有電影、廣播、展覽等科普手段的專用車，便利了科技人員攜帶科普資料下鄉開展科普工作。
從1980年到1982年，裴麗生集中主要精力推動各省市自治區科協代表大會的召開。他先後參加了10個省市的科協代表大會。在大會致詞中，宣傳科協的性質、地位、作用，表彰各省市科協的工作成就和當地科學家的傑出見解與感人事蹟，還對各省市黨政領導重視科技工作，關懷科技工作者，爲科技羣衆團體的活動創造條件的舉動表示讚譽和感謝。
裴麗生飽含深情地肯定了科協系統的廣大幹部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爲創造生氣蓬勃的新局面作出的貢獻，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科學家和科協幹部。
從科學院到中國科協，從行政崗位到羣衆團體，有一個轉變過程。裴麗生很快適應了這個變化。他主持科協工作後，十分強調依靠科學家辦會，爲科技工作者服務。
裴麗生非常尊重科學家。在周培源當選中國科協主席後，裴麗生經常上門向周老請示彙報工作，傾聽周老的指示和意見。
爲了多聽聽科學家對某項工作的看法和意見，而又不影響他們的科學研究，裴麗生常常利用節假日或利用晚上登門拜訪。
有時科學家之間對某個問題產生意見分歧，如某學會該不該加入科協，某件工作該不該由科協來做等，裴麗生總是耐心聽取和尊重各方意見，採取討論辦法，讓科學家自己決定。
每到一地，他都與當地科學家見面、座談，聽取科學家的意見與呼聲，據此改進工作，或向黨政領導反映。
科協組織恢復時，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裴麗生接到反映歷史遺留問題的信件時，都立即批示有關職能部門同當地黨政部門聯繫，一件一件地加以落實，有的還直接反映給省市黨政領導。如著名柑桔專家曾勉的政策落實問題，連續抓了幾年才見到成效。
中青年科學家是科技隊伍的中堅，工作擔子很重，家庭負擔也很重。80年代初期，中青年科學家早逝和患病屢屢發生。
裴麗生多次主持會議，討論保護中青年科學家問題，並向社會呼籲，向組織部門反映。對年老多病的科學家，他常常擠出時間，登門拜訪。
有一年夏天，高齡的裴麗生到上海考察工作時，冒着酷暑，到華東醫院探望著名生物化學家曹天欽，又及時向上海有關方面反映曹先生的要求。
圍繞將科協辦成科技工作者之家這個宗旨，裴麗生還組織職能部門爲科技工作者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呼籲；對楊聯康等有突出貢獻的科學家及時開大會予以表彰，並開展向他們學習的活動；開展科技人員的繼續教育，爲在職科技工作者學習新興學科領域的知識創造條件；在學會領導班子的選舉中增加中青年成分，推薦和培養新一代學科帶頭人；向黨政領導崗位推薦有組織能力的科學家；推廣重慶離退休科技工作者協會的經驗，爲離退休科技工作者發揮餘熱創造條件。
1983年，中國科協成立科技諮詢服務中心，裴麗生、華羅庚爲總顧問，由20多位各有關方面的專家組成的中心委員會進行領導。科協系統的諮詢服務工作此後就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
1984年初，國際上正在興起新技術革命熱潮。裴麗生感到對幹部進行新技術革命知識教育，是關係到我國能否追蹤世界先進技術，站到新的產業革命前列的極爲重要的事情。
爲此，他請中國科協的有關部門迅速與中共中央組織部、勞動人事部、國家科委、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聯繫，及時舉辦了20次《新技術革命知識講座》，聘請全國知名學者專家錢學森、馬洪、宦鄉等21人講課，聽課的都是中央、國家機關司局級以上領導幹部。事後編成集子出版，發行30萬冊，在全國有較大影響。
裴麗生非常重視科協系統的幹部培訓工作、科協自身的理論研究和科協活動規律的探討。他積極促成科協幹部培訓班的建立，分期分批輪訓幹部，講授科學技術發展史、自然辯證法、科學管理和科技羣衆團體概論。這個培訓班有效地提高了科協幹部的科學素質。
裴麗生在國家科委第二期科技管理研究班和中國科協第三期科技管理幹部學習班上，作了《關於科學技術羣衆團體及其活動的初步探討》《科協的工作任務與自身建設》兩次講課。
這是中國科協系統就科技羣衆團體的發展歷史及其活動規律的首次系統探討，它對科協幹部熟悉業務、掌握規律、提高自覺性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廣泛宣傳迎接科學大會
1977年8月29日，全國科學大會籌備工作辦公室發佈《關於迎接全國科學大會的宣傳要點》。
“要點”的主要內容是：
1要大張旗鼓地宣傳科學實驗革命運動的偉大意義。
2要大造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的聲勢。
3要宣傳深入揭批“四人幫”。
4要宣傳在抓綱治國戰略決策指引下，科學興旺發達、捷報頻傳的新形勢。
5要表揚先進，特別要表揚有發明創造的科技工作者和工農兵羣衆。
6要大力宣傳和普及科學知識。
在政策的號召下，全國各級宣傳、文化、出版部門立即行動起來。文化部發出通知，要求有關單位攝製、創作出更好的、以科技工作爲內容的電影、戲劇、音樂、舞蹈、美術作品，爲科研工作大幹快上，爲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大造輿論。
1978年1月，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學》第一期發表，不久，這篇作品猶如熱流一樣流遍了全國。這篇以知識分子爲主人公的作品，爲中國科學大會的召開作了最好的思想輿論準備。
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在寫作的時候，是經歷一番周折的。當時，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花了很大氣力撥亂反正，正確評價知識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在全國科學大會即將召開之際，動員和鼓舞科學家投入到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中來，成了當時重要熱點之一。
科學的春天即將到來，在政策的號召下，《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同志們希望能在此時組織一篇反映科學領域的報告文學，藉此推動思想解放的大潮，爲全國科大會的勝利召開助一份力。但寫誰，由誰來寫大家一時沒有主意。
當時，社會上流傳着一個故事，說有個外國代表團來華訪問，提出要見中國的大數學家陳景潤教授。陳景潤是何許人也，當時編輯部的人並不瞭解，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哪裏工作。
經過努力，編輯部的同志終於瞭解到這位數學家在中國科學院數學所工作。同時，還聽說了有關他的許多傳言，有人說他不食人間煙火，還說他是一個“科學怪人”。
編輯部同志們商議之後一致認爲，就寫陳景潤，當時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也很支持這件事。至於作者，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著名作家徐遲。
徐遲雖然是一位詩人，但寫過不少通訊特寫，特別是他比較熟悉知識分子，估計能寫得很好。幾天後，徐遲風塵僕僕地從揚子江邊趕到了《人民文學》編輯部。
在一個豔陽高照的秋日裏，徐遲和編輯部的周明到了北京西郊中關村的中科院數學研究所。
數學所黨支部書記李尚傑接待了他們。李尚傑是一位深受科學家愛戴的轉業軍人幹部，陳景潤對他更是百倍信賴，甚麼心裏話都對他述說，李尚傑對陳景潤也是倍加愛護和支持。
李尚傑認真地向我們講述了陳景潤鑽研科學的故事。後來，陳景潤也來了。他個頭兒不高，面頰紅撲撲的，身着一套舊藍制服，是一個十分樸素的人。
李尚傑向陳景潤說明我們的身份和來意後，周明又特意向陳景潤介紹說：我們特約徐遲同志來採訪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難關，登攀科學高峰事蹟的報告文學，準備在《人民文學》上發表。
陳景潤緊緊握住徐遲的手說：“徐遲，噢，詩人，我中學時讀過你的詩。哎呀，徐老，你可別寫我，我沒有甚麼好寫的。你寫寫工農兵吧！寫寫老前輩科學家吧！”
徐遲笑了，對陳景潤說：“我來看看你，不是寫你，我是來寫科學界的，來寫四個現代化的，你放心好了。”
陳景潤笑了，天真地說：“那好，那好，我一定給你提供材料……”
當晚，周明向《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作了彙報。聽過周明的彙報後，張光年感覺不錯，當場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問世。
爲了寫好這篇報告文學，徐遲進行了深入採訪和大量調查研究。經過艱苦的梳理、思索和提煉，反覆斟酌，幾番修改，終於完成了這篇報告文學。《人民文學》以醒目的標題，在頭條位置把《哥德巴赫猜想》發表了。
《哥德巴赫猜想》一經問世，立即引起了極其熱烈的反響。各地報紙、廣播電臺紛紛全文轉載和連續廣播。包括黨政軍領導幹部在內的全國各界讀者，喜歡文學的和平時不太關心文學的，都找來一遍又一遍閱讀，有的人甚至能夠背誦出來。
一時間，《哥德巴赫猜想》飛揚神州大地，陳景潤幾乎家喻戶曉，天天都有大量讀者來信飛往中科院數學所；同樣，由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的宣傳擴大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影響，徐遲也每天收到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他非常激動。
徐遲後來曾說：
應《人民文學》的召喚，寫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這時我似乎已從長久以來的冬蟄中甦醒過來。
這篇作品讓知識分子成爲了報告文學的主角，生動地描繪了數學家陳景潤的傳奇經歷，呼喚對科學和科學家的尊重。
《哥德巴赫猜想》成爲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陳景潤勇攀科學高峰的形象，成爲全國人民學習的楷模。
中共中央宣傳部門通過各種不同的形式爲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製造輿論，全國的科學家也積極地響應科學大會的召開。
鄧小平同志更是通過一系列談話，爲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當時所營造的氛圍中，人們對科學大會的早日召開充滿了企盼。